聖召之路 Vocations

烽火下的信仰陶成 (上) 

MAY 09,2018

  因逃難而遠離家鄉,因修業而遠赴語言、文化大不同的異國他鄉求學,王愈榮主教的信仰路程走過了戰亂世代,在許多人的關懷中溫暖了聖召培育,這樣一段流離歲月如何堅定主教的信德?而大公會議召開之前與之後,禮儀上有什麼樣的改變?2013年10月30日午後,在王主教住處,簡單樸實的客廳,我們有了一個輕鬆又充滿驚喜的聽故事時間。

  「家庭是第一座學院」,王主教的聖召路就從家庭展延開來…….

  我們的聖召開始都是要靠家庭,所以大公會議說「家庭是第一座學院」,我家的信仰從曾祖父開始,他是位中醫,從山西一路行醫來到了上海徐家匯,接觸了天主教就信教了,除了行醫也很熱心到處幫助人。

  父親是徐匯中學的老師,母親雖不識字但卻熟背經文,每天帶著我們做家庭祈禱,教友生活從小便已養成。最重要的是徐家匯是個大堂,耶穌會的中心也在那兒,在那個年代神父是不能共祭的,耶穌會有許多神父在那個地方,所以徐家匯聖堂裡除了一個大祭台,還有很多的小祭台,一天有很多台彌撒,我們從小就去當輔祭( 下圖為1944年輔祭團成員之一,找到王愈榮小小輔祭身影了嗎 ?),有時一天要輔三、四台彌撒,冬天很冷,也是從清晨5點就開始,父母親都很鼓勵我們輔彌撒。

  有一位終身修士~張修士,他很敬愛聖母,總是會講聖母的故事給我們聽,讓我們從小就恭敬聖母。另外一位金修士負責照顧我們這些輔祭兒童,教導我們輔祭時要注意的事情,尤其是遇到大禮彌撒時,除了不斷練習還要預演,認真看待禮儀的態度就像後來在墨啟明蒙席身上看到的一樣,也使我從小就很注意禮儀。

  那時候彌撒經本很重,輔祭要經祭台右邊移至左邊,可以想像個頭小小的孩子們拿著厚厚經本的模樣;由於一天要輔好幾台彌撒,大家也都會挑要當彌撒進行比較快的神父的輔祭;上海天氣很冷會結冰,所以彌撒中用的水也常常會結一層冰,這些有趣的事現在幾乎不會遇到了。

  少年時就讀徐匯小學、徐匯中學,耶穌會的神父特別留意想修道的人,這是很重要的。他們的榜樣、他們對我們的照顧,讓我們很喜歡在教會服務,也是聖召的一種培養。

  我的父親是獨子,在母親一連生了三個女孩後,祖父母們很擔心這條血脈就到這兒了,接著我出生了,父母親很高興,所以取名為「愈榮」-愈顯主榮之意,接著又生了三個弟弟,所以我要走修道的路,家中是沒有反對的。那時我們教堂是由耶穌會的神父管理,我有一位叔叔、表哥及表弟是耶穌會士,另二位是慈幼會會士,還有一位叔叔是主徒會神父,在這樣的環境中也不知不覺地影響了自己走聖召路的心,讓我喜歡修道。

  為我聖召萌芽很重要的是位法國神父,耶穌會的程萬里神父,他特別留意想要走修道路的孩子,教導我們輔祭禮儀外,每年也為我們舉行避靜,常常鼓勵我們,他的克苦、熱心,是很好的見證。他被共產黨趕出大陸後,便到了新竹寶山,創辦德蘭殘障中心,他很愛護小朋友,會背著不方便的孩子走路,之前在上海時,他也常到土山灣的孤兒院去照顧孤兒。

  很多年前,我在主教團秘書處時,光啟社為聖召拍了一部電影「聞笛起舞」,以我的聖召故事為主軸,我當主角,邀請輔大一位加拿大神父詹德隆神父留鬍子,講法文扮演程神父,三毛也參加演出,在攝影棚裡拍攝,三毛當司機開車載我去探望神父,當然車子沒有動,而是背景在移動,現在大概找不到這部片了,這也是個蠻特別的經驗。

  那時上海的修院制度是高中畢業後,才進入「小修院」,這小修院其實是念三年大學的文學系,1948年高中畢業,共產黨已經快打到上海了,所以只有一年的時間念文學。後來殉道的耶穌會張伯達神父他很有眼光,他說我們的神父不單單修習修院的學業,也要有大學文憑,於是聘請了幾位震旦大學文學院的老師到修院為我們上課,講述易經、莊子等中國古書,另外也學習拉丁文、法文。張神父本身是國學博士,他教「小學」、「公民」、「史記」,上課很有意思,口才也很好,讓我們對中國文學歷史很有興趣,約在1951年左右殉道了。

  進小修院之前,願意修道的同學,高中三年住在「備修院」,在徐匯中學上課,過著團體生活,天天有彌撒,也有神父和修士照看我們的生活種種,等畢業後才正式到大修院修習相關課業。那時同學中還有比我小一屆的陳百希神父,張春申神父是我的學長,朱立德神父的兩個哥哥是我高中備修院的同學。

  「備修院」裡有位蔡神父,生活很刻苦,冬天不穿毛衣的。他的講道很吸引人,每次聽的人都很多,是位很有聖德的神父。他的講道都會事先寫草稿,他請我幫忙謄寫,從那時開始我認真練習寫字,更重要的是,也影響了自己,知道要好好準備每一次的講道。

  1949年共產黨來了,我們開始逃難,耶穌會神父們和教區修士各自想法子,我們就分開了,教區修士本來先逃到香港,後來又被叫回去。我的同班同學都留在上海沒能離開,有的等到後來大陸開放了才成為神父,有的則殉道了。

  我很幸運,因為祖籍在丹陽,算是南京教區,于斌樞機主教打電話給龔神父,請他把小修士及新晉鐸的神父們帶出來。鄭無我神父幫龔神父天天到黃埔江去找船,終於有艘貨船,上面載了很多車子,可以讓好多修士擠在由吉甫車改裝的空間裡。離開的那天,我的父親還在學校上課,我的母親和小姊姊為我送行,龔神父的姊姊為我們準備了餅和香蕉。

  航行兩天兩夜後原本要到香港的船到了基隆,上岸後,于樞機主教幫我們設法先到台灣台中,有位東北將軍提供了他在向上路的日式房子讓我們住,煮飯用煤球爐,用個行李箱當祭台舉行彌撒,神父持續教著我們拉丁文,以免大家荒廢學業。也請了三民路天主堂黃傳教老師來教神父們台灣話,主顧修女會美國修女們那時開辦英文補習班,我們也去學英文,所以也可算是靜宜的校友了。

  住了五個月,樞機主教在西班牙申請到了獎學金,到了馬德里修院時,耶穌會鄭爵銘神父(基督服務團創辦人)因為他會西班牙文,就帶我們四位修士到修院介紹給院長,這是真正修習修道課業的開始,很多從大陸逃出來的神父們也到西班牙大學念書,宋稚青神父、趙雅博神父也都在那兒念書 (他們在1951年晉鐸)。馬德里的修院那真是「大」修院,大小修生加起來有500人,小修生12歲就進入修院,在小修院完成中學課業,進大修院後念哲學系並繼續一些高中課程。我們因為已經高中畢業,就開始念哲學同時學西班牙語 (因為課本和上課都是拉丁文)。

[王愈榮主教口述, 黃琪珊整理]